從週休一日的起源，看週休三日的合理性

你認同「週休三日」嗎？你認為週休三日能讓台灣社會更進步、更幸福嗎？在探討這個議題之前，不妨先回顧「休假」這件事是如何出現？又是怎麼一步步制度化的？

古時候的農業社會都是「週休零日」

在清朝以前，中國社會並沒有「星期」的概念，也就沒有固定的放假日。除了政府官員，大多數人是農民，作息隨自然節奏進行，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。農事活動與季節變化密切相關，雖然每日勞動，但沒有現代意義下的上班時間與工時規範。何時工作、何時休息，全憑生活需要與身體狀況調整，工作與休息的界線並不明確。

在沒有「一週七天」這種觀念之前，古代中國以農曆、節氣與干支系統來記日。一般人民的生活節奏多半依循「月初」「月中」「節氣」等自然或宗教時點進行調整，並非以週為單位來安排作息。農民依據農忙與農閒交替安排勞動與休息，官員則採行「五日一休」「十日一沐」等制度，由國家或地方行政管理層進行輪值與調班。部分地區也有「五日一市」的習慣，形成類似週期性的集市與休息節奏，但與現代「週末」或「星期日」的概念仍有本質差異。

因此，對於傳統社會而言，「休假」並非一種制度安排，而是依生活條件與農時自然出現的節奏。直到西方文化逐漸傳入東亞，來自猶太教與基督宗教的「星期日為休息日」觀念才被引介進中國。這種「七天一週、週日休息」的時間制度最早出現在通商口岸、教會學校與外籍醫院等西式體系中，對當時的中國社會而言是一種全新的作息安排。隨著報刊、學校與教堂推廣，「星期日不上班、不上課」的做法開始在少數都市地區出現，雖尚未制度化，但已為現代休假概念奠定了基礎。

1912 年，南京臨時政府宣布採用公曆為主、農曆為輔的曆制，正式將七日為一週的制度納入官方體系，這是中國首次從國家層級承認並施行「星期制」的現代時間結構。1929 年，國民政府頒布《國定假日例》，明文規定星期日為例假日，使週日休假首次具備法律依據與制度效力，也象徵「週日為休息日」這項概念從少數場域的實踐走向了全社會的制度化推行。

從政府與學校開始的「週休一日」

其實早在日治時期，台灣的小學（當時稱為公學校）就已採行每週六天上課、週日休息的制度，這與日本當時的學制同步，是台灣最早具備「週休一日」形式的教育作息安排。雖然這種制度主要出現在學校體系，對一般社會尚未構成廣泛影響，但也為戰後的週休觀念留下了基礎。

到了 1958 年，台灣政府正式推動現代化行政制度，開始在政府機關與公務員體系實施週休一日，通常為星期日，這被稱為「例假日制度」的開端。這項政策旨在與國際接軌、提升行政效率，也象徵台灣在體制上邁向現代國家治理的方向。

隨後，學校系統也逐步配合政府作息進行調整。自 1960 年代起，國小與國中率先實施週日不上課，高中也陸續比照辦理。至於教會學校與外籍教育機構，則更早即採用類似的週日休假制度，在制度尚未普及前已扮演先行者角色。

真正使勞工休假權利進入法律保障的，是 1984 年《勞動基準法》的頒布，並於 1985 年正式實施。該法首次明文規定，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一日休息，稱為例假。不過，在制度初期，適用對象僅限於一定規模以上的企業與工廠，服務業與中小企業多未涵蓋在內，因此實際落實仍有明顯落差。

回顧台灣週休制度的歷程可以發現，從早期的民間先行、自發實踐，到政府制度化推動，再到教育體系與勞動法規的逐步接軌，學校在制度轉型中曾經扮演起始的角色，也顯示出在工時與休假制度的變革中，教育領域確實有可能成為率先試行的場域，並帶動整體社會逐步跟進。

依舊由學校打頭陣的「週休二日」

週休二日的推動，依然是從學校開始。早在 1990 年代初期，當時政府機關與多數企業仍維持週休一日，而部分國中小與高中已率先試辦「隔週休二日」，也就是一週上課六天、下一週上課五天的作息安排。在教育部鼓勵學校彈性排課的政策下，週六的課程逐漸轉為課外活動、社團或彈性課程，正式課程的比重也隨之淡化。

當時台灣的雙薪家庭尚未普遍，不少家庭仍由祖父母協助照顧孫子女，也常由年長子女照顧弟妹，因此學生週六放假對家庭而言影響不大，社會整體的接受度也相對穩定。

1998 年元旦起，政府機關率先實施隔週週休二日，作為政策轉型的試點，學校則全面配合調整作息。部分民間企業也開始參照政府作息，彈性安排週六是否上班，但當時尚未有法令明文規定。直到 2001 年，政府宣布全面實施週休二日，行政機關統一休六、日，國中小與高中也同步調整課表。勞基法亦在同年修法，將工時由「雙週 84 小時」改為「單週 40 小時」，週休二日正式成為全國普遍適用的勞動制度。雖然法律並未明文強制週六、日為假日，但在實務上，週休二日已全面落實。

從早期沒有固定休假日，到週休一日，再到週休二日，可以觀察到台灣休假制度的演變過程中，學校始終是最早實施變革的場域，行政體系與勞動制度則隨之配套調整，逐步推展至整體社會。

實施「週休三日」是好？還是壞？

從台灣過去週休制度的演變來看，學校經常扮演率先試行的角色。若未來朝向週休三日發展，學校極有可能再次成為第一個啟動的場域，例如先從隔週休週五的方式試行，逐步觀察成效與調整方向。

這樣的變革勢必會帶來各方面的影響。

從課業與學習層面來看，學生若多出一天假日，可安排更多非制式學習活動，像是閱讀、創作、社區服務或專題探索，有助於培養自主學習能力，也能減緩課業壓力。如果制度設計得當，週五可納入遠距學習或 STEAM 課程。然而，若沒有配套調整課程結構與升學制度，主科時數壓縮可能使教師與學生面臨更大負擔，高中生也可能因升學壓力將週五投入補習，產生「假日變成補課日」的副作用。

在家庭與家長面向，問題會更現實。多數家長仍維持五天工時，孩子週五放假，卻無法請假照顧，容易產生「照顧真空」。對低齡學童家庭而言，可能需要額外聘請托育或送安親班，形成經濟負擔。單親或雙薪家庭更容易受到影響。

不過，學校制度的改變，也有可能成為企業制度創新的催化劑。如果家長逐漸偏好選擇提供彈性工時或週五遠距工作的企業，那麼企業也會被迫轉型，導入更具家庭友善的工作制度。另一方面，社區與公共資源也有可能跟著活化，例如圖書館、博物館、社區中心提供週五學習活動，讓學生與家庭參與更多元的課外共學，減少對補習與安親的依賴，支持一個以社區為核心的學習與照顧網絡。

工時越長，真的代表越進步嗎？

目前台灣人一年平均工作約 250 天，相較之下，日本約為 200 天，德國則僅約 170 天。顯然，工時越長，並不等於生產力越高，也未必代表社會更進步。

我們往往以為古人生活辛苦、全年無休，彷彿沒有休假的概念。但事實卻恰好相反：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的傳統社會，古人的實際工作天數，很可能比今天的現代人還要少。

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勞動節奏隨節氣運行，農忙時期雖需全力投入，農閒時卻能修繕器具、備料祭祖，甚至長時間休息。再加上春節、清明、端午、中秋等固定節日，一年真正密集勞動的日數，大致落在 180 到 220 天之間。

古代官員與文人也並非全年執勤，除了常見的五日一休、旬休等制度，年終還能請假返鄉，來回動輒數十日。歐洲中世紀的農民也因宗教節日與主日禁工，每年可休息多達 150 至 180 天，生活節奏緩慢，禮拜、慶典與社交活動佔據了大量時間。

相比之下，現代工作者雖然擁有科技與制度保障，卻也更被工時綁住。不僅工作日更多，還時常在非上班時間回應訊息、持續待命，甚至週末也難以真正休息。工時雖可量化，但心理疲勞卻難以衡量，長期下來，反而讓人愈發難以感受到生活的餘裕。

或許，我們該重新思考：擁有週休二日的我們，是否才是那群真正沒有「好好休假」的人？

那麼，「週休三日」會是台灣下一場重要的社會制度變革嗎？從制度演進來看，我們確實已具備邁向週休三日的社會條件。只要配套完善、制度彈性，這不只是可能的選項，更是現代人找回生活節奏與喘息空間的一步關鍵。

我支持週休三日，因為這不只是勞動制度的調整，更是我們對「更好的生活」的集體想像與實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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