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這個世界沒有酒精

你有沒有想過，如果全人類都不喝酒，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？

麥肯錫的研究指出，Z 世代正在嘗試減少酒精攝取，對於 Z 世代族群來說健康問題是更重要的。

沒有酒精我們可能會少掉很多麻煩。沒有宿醉、沒有酒駕事故、沒有酒後家暴與失控的社交局面。醫院裡因為肝硬化來求診的患者大量變少，婚宴上大家改喝果汁敬酒，便利商店的冰櫃也不再有那些罐裝啤酒佔據一整排貨架。世界變得清醒，似乎也更乾淨了。但歷史上，這個看似理想的狀態，其實曾經真實發生過。

1920 年，美國正式啟動了全國性的禁酒令，也就是《憲法第十八修正案》的實施。當時的美國社會充滿理想主義與宗教道德運動的聲浪，許多基督教團體與女性禁酒組織將酗酒視為導致家庭破碎、社會墮落的元兇。他們認為，只要把酒從人們的生活中移除，社會問題便能迎刃而解。

禁酒令的通過與執行，被視為一場「道德淨化運動」。它禁止製造、運輸與販賣任何酒精含量超過 0.5% 的飲品，理論上全國將進入一個沒有酒精的時代。但法律並未禁止「飲用」本身，因此只要有人能取得酒，喝是合法的——這為未來的漏洞埋下了伏筆。在禁酒令剛開始的幾個月內，確實有統計數字顯示酒類銷量下降、公共秩序改善、工人遲到與工傷率下降。許多支持者以為理想國度即將實現。但不久後，社會就開始出現極大的裂痕。

由於合法酒精供應全面中斷，整個國家的飲酒活動迅速轉入地下。私釀酒、走私酒、偽裝醫療用途的藥酒成為黑市熱賣商品。美國各大城市出現成千上萬間秘密酒吧（Speakeasy），有的藏在理髮廳、有的在劇院地下室，人們透過暗號或推薦才能進入。當時的紐約市光是非法酒吧就超過兩萬家，比禁酒前還多。這個黑市經濟極快地吸引了組織犯罪的介入，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芝加哥的黑幫首領艾爾·卡彭（Al Capone）。他靠販酒致富，掌握警察與政客，甚至經營慈善形象來洗白。毒販、幫派火拼、警局收賄、司法癱瘓… 禁酒令不但沒有讓社會變得更清潔，反而催生出一個酒精驅動的地下世界，治安更差、暴力更頻。

另一方面，政府也面臨稅收大幅下滑的問題。在此之前，酒類稅是聯邦政府的一大收入來源。禁酒後這筆錢消失了，但打擊走私與維持執法的成本卻大幅上升，使得公共財政更為緊張。尤其進入 1929 年經濟大蕭條之後，民眾對政府施政的信心開始動搖，禁酒令成為眾矢之的。終於在 1933 年，美國國會通過《憲法第二十一修正案》，正式廢除禁酒令，結束了這場長達十三年的國家實驗。這也是美國憲政史上唯一一次，一條憲法修正案被另一條修正案所推翻。

回顧這段歷史，禁酒令的本意其實並不邪惡，它來自於一種對社會秩序與家庭安定的期望。但這個案例清楚地告訴我們：當一項政策忽視人性、無視需求，單靠禁止來達成目標時，它最終只會讓問題轉入更複雜、更隱密的狀態中發展。其實這不只是酒的問題，而是「限制」本身的問題。當我們企圖透過法律、制度或規定來全面壓制某種行為時，若沒有搭配理解、溝通與替代方案，結果往往不會是矯正，而是轉移。人類會繞過去，會另尋出路，甚至會用更激烈的方式去完成那個「被禁止」的動作，因為禁令本身就成了一種誘惑。

這樣的現象，其實我們日常生活裡也常常看得到。有些家長從小禁止孩子打電動，覺得那是浪費時間、不務正業，於是用壓力、監控、規定把孩子推離螢幕。乍看之下孩子好像變得很乖，但等到他考上大學、搬出去住的那一刻，補償心理便像洪水一樣潰堤。有人一玩就是十小時起跳，有人甚至因此頻繁翹課，而錯過該探索自我、建立目標的黃金階段。

父母口中的「控制」並沒有變成教育，反而延後了問題的爆發。學校也常出現類似的限制。像是有些嚴格禁止學生談戀愛的校規，本意也許是希望學生專心課業，但卻忽略了情感探索本就是青春期重要的一部分。結果學生只好在校規陰影下偷偷交往、學會隱瞞、說謊，甚至用更激烈的方式去表達情緒與依附。戀愛本身不是問題，但當它變成違禁品，反而可能產生壓抑、扭曲，甚至創傷。

在職場裡也有相同的狀況。有些公司對上下班時間抓得非常緊，每天打卡遲到一分鐘就扣薪，強調紀律、制度與規範。但這樣的限制卻往往造成另一種文化：員工學會了「裝忙」，時間不等於產出，待在辦公室不等於真正有在工作。看起來秩序井然，實則效率低落，因為限制只是讓人變得會演，不是真正激發責任感。

言論空間亦是如此。當某些社群平台開始封鎖、審查敏感言論時，那些聲音不是消失了，而是轉向更匿名、更極端的論壇或暗網發酵。你看不到，不代表它不存在。過度限制的結果不是平靜，而是潛流暗湧。

甚至連飲食也一樣。當一個人對自己設下過度嚴格的節食規則——絕對不能吃甜的、炸的、澱粉——也許短期內看起來「很有毅力」，但現實中很多人會陷入另一種迴圈：壓抑→暴食→內疚→再壓抑。不是每個人都適合靠意志力長期壓制慾望，沒有空間、沒有彈性的限制，最終只會摧毀自我關係。還有一個常被忽略的例子是性教育。

在某些文化保守的社會中，性被視為禁忌，不但不教避孕，也不談身體界線，甚至連正確的身體知識都被當成危險資訊處理。結果是青少年反而在無知與好奇之下做出更高風險的選擇，發生性病感染、意外懷孕的機率更高。限制知識，從來不等於保護，反而可能導致更深的傷害。

人類為什麼會這樣？因為我們在面對壓力、焦慮、不確定感的時候，會本能地尋找出口。而這些出口如果被堵住，壓力就會轉向別的地方發洩。酒精，其實也只是出口之一。有人靠它放鬆，有人用它逃避，有人把它當社交的潤滑劑、創作的靈感泉源。當我們談論「如果全人類都不喝酒」，我們其實在問的是：如果我們沒有這個出口，我們會怎麼辦？

也許我們會轉向無酒精飲品、CBD（大麻二酚）、冥想、極限運動或虛擬世界的沉浸式逃避。也許會發明新的成癮物質，也許會創造新的社交儀式來取代「乾杯」這個動作。但說到底，這不會是「更清醒」的世界，只是「用別的方式繼續微醺」的人類而已。

這些現象，不只是個人或社會的問題，其實也深刻反映在企業管理當中。許多公司制度中的「限制」原意是為了維持秩序或提升效率，但若設計過度僵化、缺乏信任與理解，反而會削弱整體組織的活力。有些企業限制員工在工作中不能滑手機、不能聽音樂、不能遠端工作，企圖以高度控制換取工作專注。但這些表面規範如果沒有與工作內容、產業性質對應思考，最後可能只會流失創意人才、讓主管花更多時間盯人，整體組織的信任基礎反而被一點一滴地削弱。

限制制度如果沒有搭配清楚的「目標導向」、「自我管理機制」與「結果負責文化」，就會從治理工具變成創意與行動的天花板。尤其是面對 Z 世代與高自主性工作者，越來越多人才追求的不只是薪水與穩定，而是「我能不能在這裡有空間、有選擇、有成長」。這些價值觀與過去傳統企業的「控制思維」若不調整，最終留下的可能不是效率高的人，而是習慣順從的人。

回過頭來看，如果我們從「不喝酒」這個假設延伸出的，是對人類如何尋找出口、如何被限制所形塑的反思，那麼對企業經營者來說，也應該問問自己：我們的制度，是為了協助人專注與成長，還是只是讓他不會犯錯？我們的限制，是為了對齊目標，還是只是減少變數？

制度的存在，本該是為了支撐人的能動性，而不是取代它。好的限制應該創造方向與秩序，但如果缺乏對人性的理解與信任，那些制度終將成為企業無法成長的邊界。

當我們討論「如果人類不再需要用酒精逃避生活」，其實也可以套用到組織中——如果一間企業能減少讓人想逃的理由，那麼員工就不需要靠制度鬆綁或假裝服從來尋找空間。真正的組織健康，不在於限制得多嚴，而在於限制是否讓每個人都更接近共同的目標。